1950年10月19日深夜，鸭绿江的两岸一片寂静，灯光全熄。一队政工干部，背着文件包，悄然跟随作战部队渡江。寒风刺骨，其中最年轻的副队长于永波站在船头，握紧了拳头。他低声对身旁的号手说：“别出声，等天亮，把旗插在那座高地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，透露出他的决心，同时也预示着他未来七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将充满挑战与坚持。
其实，这一刻并不是他开始逆流而上的时候。早在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时，他只有一个月大。父亲抱着他逃离大连，却还是被日本宪兵拦住了。幼年时代的动荡，让他比同龄人更早感受到屈辱的滋味。在校园里，他常常在夜晚阅读《新青年》，心中暗暗写下“抗日救国”的决心，并在1946年悄悄加入了共青团。
1948年秋，东北民主联军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，20岁的于永波被分配到了宣传队。临行时，母亲悄悄塞给他一枚已经模糊的家族腰牌，虽然它不大，却提醒他“满洲正黄旗”出身并非荣耀，而是重担。辽沈战役爆发后，他将腰牌系在怀里，奔波在前线的村镇，动员民兵和筹集粮草。沈阳解放那晚，灯火辉煌，他却已疲惫不堪，靠在墙角睡着，手中仍紧握着讲稿。
展开剩余72%从平津战役到衡宝阻击战，再到广西追击战，他一路南下，职务逐步升至组织干事。1950年7月，东北边防军组建，他再次跟随部队北上。当他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，才深刻体会到“保家卫国”的真正含义。山地防御战开始了，机枪、炮火、口号交织成一片。有一次前线弹药短缺，他硬是挑着近百斤的弹箱，连夜翻山，才将补给送到，换回了伤员的一声感谢。
1952年秋，他被调回国内，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。初到岭南，他虽然听不懂当地的方言，但却能清晰感受到战友们对和平的渴望。文件堆积如山，他常常忙到深夜。1955年，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，30岁的他被授予上尉军衔。这是他军旅生涯的起点，但绝不是终点。三年后，他晋升为少校，又在1963年升为中校，逐步走向了更高的岗位。
改革与建设并行，他深知政治工作在现代化军队中的不可或缺性。为了使新装备的培训切实到位，他带领团队深入山区，与新兵一起吃住，收集意见，并将这些整理成《某型装备政治动员要点》，最终被军区采纳。1965年，他已是大校，并迅速晋升为少将。身上的勋章逐渐增多，但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却让一切都陷入了危机。
风暴来临时，他的军衔被摘掉，职务也被暂停。有人劝他表态保全自己，但他坚定摇头，写了一份请战书，要求去边远的连队蹲点。两年时间里，他坚持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，带兵种菜、筑坝，虽然营区一片荒乱，但在他的管理下，反而井然有序。老兵们回忆说：“只要于主任在，心里就踏实。”
1979年初春，党中央整顿风波后，他的名誉和军衔得以恢复，再度走上了南京军区总政治部主任的岗位。针对新时期的国防建设，他提出“从会打仗到敢打仗，还要多一条能打赢”的思路，推动了干部任用公开述评、老兵转业培训等新规。1988年，军衔制恢复，他被授予中将军衔。在晋衔仪式结束后，他悄悄写下日记：“晋衔是责任书，不是勋章。”
1992年，中央军委决定整顿沿海的走私问题，于永波临危受命，带队前往闽粤琼沿岸进行暗访。几个月里，他与海关、公安、驻军等部门一起，破获了上百起大案。有人打趣问：“老将军，做这些事情不累吗？”他只是摆摆手，回答道：“国有疆，纪有界，守土也得守纪。”
1993年，新的精简整编计划开始实施。面对数十万官兵转业安置的挑战，他提出“先培训、再分流、后追访”的方法，亲自跑遍十多个省市，与地方政府对接，确保转业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年底，他佩戴上将肩章，整整三十八年过去了，这是他人生的第五次晋升，但这一次，他表现得异常淡然。在家书中，他简短地写下八个字：“惟愿无战、惟愿强军。”
2004年春，他按时离任，搬回了家乡大连近郊。清晨，他沿着海堤慢跑，傍晚则在书房中静心写作，这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偶尔有晚辈来请教，他总是拿出那枚旧腰牌，轻声说道：“出身算不得什么，旗号写在人心。”如今他已经93岁，依旧身姿笔挺，遇见熟人时，他总会抬手行一个标准的军礼，声音洪亮地说：“一切都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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